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简称“当事人”）近亲属委托后，首要的也是必须马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律师会见当事人有以下目的：（1）确认委托关系，与当事人建立信任关系；（2）通过与当事人的见面，进一步了解案件的情况，通过沟通和交流，为依法辩护做准备；（3）表明律师已经开始工作，巩固与委托人的关系。在律师会见当事人问题上，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法律风险与禁忌，这一点，辩护律师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心理准备。为了依法办事，为了避免法律风险，为了维护当事人和律师自身的合法权益，律师在会见当事人时应注意避免进入常见的十大禁区。

一、不能为当事人传递任何案件线索，包括检举揭发犯罪的立功线索

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或者被羁押后与律师、亲友会见过程中违反监管规定，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有律师因为当事人传递立功线索制造“假立功”涉嫌徇私枉法罪、包庇罪、行贿罪等罪名而被采取强制措施进入审判程序的（典型案例：在云南李志伟涉嫌贩卖毒品案中，2007年底，因为李志伟涉嫌贩卖毒品案，3个警察、两个律师、1个线人，在“好处费”的诱惑下，联手制作假立功材料，想将一名贩毒者“保下来”，不料东窗事发，不仅虚假立功不予认定，其6人均被提起公诉。一审判决后，其中几名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1年9月，昆明市中院作出二审裁定，维持原判，两位律师最终被判处徇私枉法罪，分别获刑3年6个月、1年6个月有期徒刑）。另外，也不能透露其他同案犯是否被抓捕归案的消息。鉴于此，律师在会见时是不能从事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的。

二、不能让当事人使用律师的手机与外界通电话

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手机让当事人与外界通电话首先违反了看守所的相关规定，直接的后果将导致律师会见因违规而被终止，甚至看守所将此情况通报给司法局、律师协会，使律师遭受纪律惩戒；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当事人通话导致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材料的后果出现，提供通讯工具的律师则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而被采取强制措施。

三、不能用各种方式与当事人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

这里的各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教唆、暗示等方式与当事人交流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尤其在会见后，不能有意无意透露给当事人亲友关于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方面的信息，尤其不能将具体的证人、证言、证物等内容透露给当事人亲友（以免其亲友救人心切，违法帮助其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律师因上述行为而涉嫌《刑法》第306条被追诉审判的）。

在共同犯罪中，不宜直接告诉当事人其他被告人是怎么说的，以免有串供的嫌疑。

虽然在刑法上，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即“律师伪证罪”、《刑法》第306条）需要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但在司法实务中，尤其是在做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件中，只要律师客观上有上述行为，且造成了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方面的后果，公安机关往往会以涉嫌犯罪为由对律师采取强制措施，即便法院最终以欠缺主观故意为由判决律师无罪，但此时律师已被羁押一、两年了，控方打击惩罚律师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作为辩护律师对此不能不谨慎。

四、不能带非律师参加会见，绝不能带当事人家属参加会见

这里的非律师指的是执业律师、实习律师之外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非律师会见需要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因此，不能带非律师参加会见，更不能带当事人家属参加会见，当事人家属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带其会见极有可能引发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方面的刑事风险。

五、不能向当事人传递监管场所禁止的各种信息、物品

不能为当事人与其亲友之间传递纸条、信件（但可以告知当事人家属关于其在看守所具体的通信地址、告知其通信内容一般不宜涉及案情，因为看守所与监狱是打击犯罪的第二战场）、食品、药品等；不能为当事人在其他授权委托书、合同上签字提供帮助（很有可能与涉案财物、证据有关而触犯法律风险）；不能为当事人与其亲友传递任何关于密码、暗语信息等有可能妨碍侦查审判的行为。当事人有什么话要转达家属时，律师告知其应仅限于生活上、家庭事务方面。因此，对当事人要求转达一些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事项的时候，要明确告诉这不能转告，如果当事人一再坚持，也必须注意分寸，该转告的就转告，不该转告的坚决不能转告。

六、防止泄露案卷材料及其他依法不应公开的信息

因《保密法》规定“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属于国家秘密；另外，《刑法修正案》（九）：三十六、在刑法第三百零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八条之一：“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泄露国家秘密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公开披露、报道第一款规定的案件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由此可见，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不要轻易将案卷材料交由被告人亲友复制、传阅，不宜泄露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比如与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有关的信息），以免有触犯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披露、报道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的刑事风险（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02期“于萍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刑事判决书”，虽本案最终判决于萍律师无罪（一审有罪，二审无罪），但于萍律师被关押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另外，不将上述资料或信息泄露给被告人亲友，以免其亲友救人心切，违法帮助其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甚至导致打击报复证人的现象出现。

七、要注意交流说话方式，不能教导当事人怎么说

在与当事人交流过程中，要注意交流说话的方式，不仅要注意不能直接教唆当事人说假话作伪证，也要注意因交流说话方式不当产生教唆的嫌疑（原北京律师李庄因在会见时对被告人眨眼产生教唆的嫌疑被定罪科刑，但此案争议极大，李庄至今还在申诉无罪）。为了达到会见目的，律师可以采用全面客观分析事实和证据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给当事人自我防御提供知识基础，至于当事人如何选择，那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与律师无关。在当事人不明白时，律师可以为其详细释法，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是律师会见中一个重要的职责，这不仅让当事人知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可以用法律的手段帮助保护自己，而且也能够让当事人能理性接受现在的处境，恢复自信。在对当事人解释法律时：一是要全面透彻，有利与不利的都应该告诉当事人，不能回避当事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二是要实体与程序并重，不仅应告诉当事人刑法上关于所涉嫌罪名的规定，而且要告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诉讼期限以及证据采纳规则、证明标准等等。这种对法律规定全面的告知，可帮助当事人在进行自我选择时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和认识，避免受到误导而做出错误的选择，也能够用权利来对抗部分办案人员的不法行为，依法学会自我保护。

八、禁止疏通关系和承诺案件结果

根据《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相关规定，律师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专业人士；因此，律师在会见当事人中，不宜对案件结果做出承诺，更不能走“关系”之路；尽管绝大部分当事人及亲友相信“关系”的能量，并要求律师从事“关系化运作”，但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律师应当断然拒绝，里面的法律风险不言而喻（典型案例：原广东律师马克东、甘肃律师王英文皆因“走关系”之路触犯诈骗罪而深陷囹圄）。另外，“关系型”律师是站在办案机关一边的，办案机关的底线就是有罪，无罪释放意味着办案机关办错案了，轻则有人丢掉饭碗，重则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当事人自然是不知情的，通过关系行贿反而会导致更大的不利。

九、耐心倾听当事人陈述，但预测案件前景时要慎重

耐心倾听当事人陈述既体现了对当事人的尊重，也是能够全面了解案件基本事实和证据的重要渠道。虽然当事人的陈述有可能避重就轻或者隐瞒事实，但只要律师善于客观分析判断和引导，是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当事人要求律师对案件前景进行预测的时候，要慎重。一是自身信息掌握不全面，只听了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很容易预测错误；二是即使全面掌握了信息判断正确，也要避免导致对当事人过于乐观或者关于悲观，影响后续案件的处理。如果律师在给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外，还能够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安慰和疏导，这不仅有利于帮助当事人面对现实，理性看待自身处境，能更为有效的配合律师开展辩护工作；而且也能够得到当事人以及当事人亲属的感激，巩固彼此之间的委托关系。

十、不宜直接询问当事人有没有实施所指控的犯罪行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敏感的话题，有时候在询问当事人有没有实施所指控的犯罪行为时，有些当事人比较犹豫，不太想说（害怕对自己不利，想看看控方是否充分掌握这方面的证据材料），作为辩护人虽然可以告知其会见过程是不被监听的，监听的证据材料提交到法庭是无效的，但也担心律师会见（实际上是可以监听的）让其透露实情，会让侦查机关掌握内情，进而搜集完善相关证据或者侦查机关将此内情告知承办检察官、法官，即便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形下，法官很可能先入为主坚定地判当事人有罪（法官认为反正没有冤枉你）。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在会见时追问当事人是否实施所指控行为在客观上帮了控方的忙，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

正确的做法是：不主张直接问当事人是否实施了所涉的犯罪，而是问“你对认定你涉嫌的犯罪或指控的犯罪是否接受？如果不接受，理由、根据是什么？”在其回答基础上再采取不同对策和辩护方案。总之，把问题限定在所谓“法律真实”范围内而不是“客观真实”范围内。

综上，在刑事会见过程中，律师经常会面临上述十大风险，一个专业的刑辩律师必定是在合法的前提下，既善于保护自己，又善于保护当事人利益的专业人士。笔者认为，善于保护自己是基础、是前提，试问一个连自身权益都无法妥善保护的律师，又怎能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上述风险，律师应当谨慎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