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我人生事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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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田文昌
  • 2016-05-20

   文革、知青、一步之遥失去了进大学的机会,我成了“动乱”时期最“幸运”的一代人。

 

      1966年,我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这场任何人都对之茫然的“革命风暴”中,同一切青年人一样,我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洗礼。

 

      性格使然,“文革”初期,因替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鸣不平,被取而代之,我成了反革命。接下来,又成了造反派、黑五类。自1966年至1968年的三年中,我迷茫过,狂热过,消沉过,苦闷过,又逐渐地冷静下来,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我读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也读作为“反面教材”的刘少奇等人的著作,后来,又读历史、哲学、经济学,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在经典著作中寻找答案。因为,在狂热过后的思考中我开始困惑,而又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任何答案。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找到答案,但这个寻找答案的过程却为我将来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1968921日,作为文革中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我与同学们一起到辽宁北镇县(现为北宁市)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干遍了农村所有的苦活、累活、脏活,整整三年,全身心地把自己献给了改变农村面貌并“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的事业。在“战天斗地”和“自我改造”中表现突出而得到了贫下中农认可后,1971年我被第一批选调回城。

 

      回城后,先做中学教师,又调到工厂当工人,做职工教育。直到1980年,我经历了很多,却始终没有机会去读大学,我的学历还是一个高中生。

 

      从1966年到1980年,历时十五年,在这人生的黄金时代,我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把自己历练成为一个强者。但是,却由于无法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而在专业上一无所成。后来想起来,值得欣慰的是,在这十五年中,我为了寻找答案而没有停止过读书和思考。

 

      看来这正是我与西北政法结缘的基础。

 

      1980年,我以同等学历破格考取了西北政法学院的刑法硕士研究生。那一年我已经是33周岁,过了而立之年。我阔别了学生生活十五年后,第一次迈进了大学的校门,我由一名对法律几乎一无所知的人变成了第一批法学硕士研究生,我一生中第一次被媒体报道称为自学成才的典型。自此,我有了自己的专业,确立了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后来,我成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成了中国的著名律师,中央电视台专访报道的《东方之子》……直到今天,这一切都开始于西北政法大学。

 

      任何时候,我都会感慨万分地说,西北政法是我人生事业的起点。

 

校园巨变,今非昔比

 

      今天就读于西北政法大学的学生们,不会想象出30年前刚复校时西北政法学院的样子。

 

      1980年,当我欣喜若狂地来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已经身在校园之中的我,还在寻找西北政法学院,因为我无法相信这就是西北政法的校园。我走了一圈又一圈,当我确信再也没有遗漏的时候,失落感油然而生,这哪里是大学?简直还不如一所像样的“中专”校园。

 

      那时西北政法的校园,几乎连散步的地方都没,比今天的老校区还要缩小一圈,而且还不完全属于西北政法所有。当时的西北政法校园,印象深刻的场所之一是学生食堂,两间不大的学生食堂,每天全校师生都在那里排队打饭,用餐,还包括全省各地来校进修、培训的政法干部。习惯使然,因陕西有些地区的人喜欢蹲着吃饭,有些进修者总是蹲在食堂的高凳上用餐,这样一来,坐凳变成了脚蹬,通常很难找到一个干净的凳子,大家也就只好站着用餐了。好在我们几个研究生因“稀有”而享有“特权”,每人一个煤油炉子,单起炉灶。所以,也就是只是去食堂买点儿主食,而免去了站立吃饭的修炼。

 

      值得一提的还有操场的利用率非常之高。当时学校的体育活动似乎受到格外重视,每天早晨跑步,做操从不间断,下午操场内的球类活动十分活跃,那时我们硕士研究生只有五个人,经常混在本科生之中一起活动,打排球、篮球,其乐融融。由于每天坚持体育活动,读研的三年虽然很苦,却是身体状况最好的时期。

 

      但是,那时的操场还达不到四百米跑道的标准。

 

      今天的西北政法大学,真正是“今非昔比”了,有时我会想,如果有可能,宁愿重来一次,体验一下今天做学生的感受。

 

      欣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那种环境中走出来了,成功了,我们没有辜负母校西北政法!

 

      我希望校园的巨变能带动学子的巨变,校园环境今非昔比了,学术水平今非昔比了,学子的成就也应当今非昔比。今天的学子们,应当飞得更高、更远!

 

师生情深,终生难忘

 

      作为第一批硕士生,条件是艰苦的,政法学院刚刚复校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没有教材,没有参考书,师资缺乏,甚至连教师自己也是从头学起,教学、科研都是处在摸索之中。

 

      然而,作为第一批硕士生,又是十分幸运的,因为是首批,又人数极少,我们真是享受了难得的VIP待遇。我们与导师的关系十分融洽而密切,在导师那里,我不仅学习知识,也学会了做人的准则。

 

      我的两位导师:周柏森教授,解士彬教授,两位恩师都已离开人世,但我永远都不能忘记他们的教诲。

 

      周柏森教授资深而严谨,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后曾做过“四人帮”的辩护律师,读研三年中他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当中,我们对他的求教不分时间,不拘于方式,可以毫无顾忌地与他探索和争论任何问题,几乎已经没有了师生的界限。他读博士的小女儿曾经问过我,她很难理解我们与周老师的关系为什么能够那样的密切而平等,她对自己的导师是绝对不敢如此“放肆”的。

 

      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今天能够成材的秘诀,因为周柏森教授教会了我知识,也教会了我做人。今天,我也像周老师对我一样对待我的学生。

 

      解士彬教授,思路开阔,才华横溢,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因被打成右倾分子,而被贬到中学教书,直至西北政法复校时才进校执教。解老师外语好,精力充沛,因相对年轻一些,与我们更是完全打成一片,毫无距离。有一件使我终生不能忘怀的事例:我的毕业论文初稿经解士彬教授修改后,几乎通篇都变成了红色。而在最后完稿之前,解老师竟然在我的寝室里陪我彻夜修改,直到完成。在解士彬教授那里,我才真正学会了如何写论文,也学会了以后如何教我的学生写论文。

 

      令我更为感慨的是,我的两位导师都有一个博大的胸怀。在复校初期,因资料匮乏,两位导师担心自己的资讯有限,观点偏颇,便鼓励我到全国各地去请教名师。他们凭借个人的老同学、老朋友关系,多次修书介绍我去拜师求学,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在三年读研期间我访遍了国内的刑法学界的前辈名师,实现了他人所没有的“游学”经历,也学到了许多在一所大学里所无法学到的众家之长。

 

      直到今天,我可以感慨万分地说,能达到周柏森,解士彬两位教授如此境界的人,绝不会很多;我还可以无比自豪地说,像我这样如此幸运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

 

      在两位导师的身上,我懂得了一个更深刻的道理:知识重要,胸怀更重要。正是由于他们博大的胸怀和远见卓识,使我可以博采众长,知识放大了若干倍。我在众多的前辈法学家那里学到,悟到了我的两位导师所无法教给我的知识,但是,这一切都源自于我的这两位导师。

 

      由于历史的原因,周柏森教授和解士彬教授没有机会更充分发挥它的才能,他们在学界的影响与他们的实力不相匹配。但是,这绝不影响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作为学生,我更了解他们;作为学生,我有责任去延伸他们的事业;作为学生,我要用自己的成就去证明他们的实力!

 

      三十年过去了,我伴随着西北政法的复校而成长,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进程而成长。

 

      对我来说,事业犹如生命,而我事业的起点,就是西北政法大学。

 

      希望每一位从西北政法大学走出来的人,都把自己的辉煌当成母校的辉煌!

 

      祝愿西北政法大学,明天更加辉煌!

 

      (作者简介:田文昌,1980级研究生校友,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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